《十次经济危机》学习笔记

概述

本课程分析了中国从1949-2018的十次经济危机。

理性分析专业知识，无任何意识形态掺杂在内。

背景和问题

二战后超级大国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冷战特点：

• 战后双寡头地缘政治重构派生两个雁阵式重工产业转移：
  • USA完成了对西欧日韩的控制（马歇尔计划）
    •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得到美国约150亿美元投资再实现工业化
    • 中国得到苏联约50亿美元投资用于国家工业化
  • USSR完成对东欧的控制，但受阻于中国维护原住民暴力革命夺取的国家主权
    • 中国土改利于新政权战胜最初的危机但不利于工业化：分散小农户经济70%在山区不可能使用工业化产品；资本不断增密的重工业无法提取原始积累

现代化：资本和风险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周期性爆发危机，是一个阶段性过程。

美国最严重经济波动发生于一战和二战时期。

中国严重波动发生于西方主导的冷战时期，伴随着意识形态偏差的庸俗化传播。

土地革命完成了：动员全民参加经济建设，土改提供的农产品打赢了城市私人资本引导的白色大战。

工业化：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力的过程。

• 1950-1960：第一次外资因苏联1967年援助投资终止而引发60-62和68-70两次债务/赤字/危机。
• 1971-1980：第二次外资引进西方设备，造成74-76和79-81两次外债/赤字/危机。
• 1980-1990：第三次外资（改革开放）造成88-89和93-94两次恶性通胀经济危机。
• 1990-now：第四次外资，带来98-99输入性通缩演化为第一次生产过剩，08-09输入型通胀，2015受西方债务危机影响发生第二次生产过剩
  • 产业资本危机->金融资本危机
  • 三大差距逐渐拉大：沿海和内地的区域差别、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别、贫富差距
  • 政府通过倾斜投资来缓解差距，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五通，促进经济发展。
  • 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三个问题
    • 贷款被国有企业占有，既不产生税收，也不产生回报，对私人企业有挤出效应，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避免。
    • 短期生产过剩通过投资解决，无法根治，导致长期产生。
    • 金融资本流动性减缓，导致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导致金融资本过剩
  • 2020之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全部过剩

中国的金字塔形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
  • 地方主要掌握实质资产500万亿，土地随基建投资升值到150万亿。
  • 中央主要掌握金融资产180万亿（可扩张）
  • 无限负责政府债务资产约40万亿（可扩张）
• 社会结构
  • 地方面对分散小资60%（农民住宅拥有率约为100%）
  • 地方面对新崛起中资30-40%，约为5亿人
  • 中央掌握政治化大资约10%

就业形势：

• 劳动力总量8亿，每年增加0.1亿

  • 农村劳动力5亿：农业需要0.5亿、乡镇企业吸纳1亿、进城打工2.2亿、仍有1亿以上需要非农就业。
  • 越多劳动力进入市场，劳工待遇越差
    • 收入减少、劳动强度增大、缺乏社保体系

• 经济增长 vs 社会稳定

• 双重过剩：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剩

路权战略：

• 一带一路：向南向西的陆路交通建设与次区域交通网络连接。

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经验归纳：

• 任何跟进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面对资本稀缺都势所必然地采取亲资本政策，只有进入资本过剩阶段后才可能转向亲民生。
• 任何资本投资国都在试图运用其建制权直接控制，或以债权来渗透后发国家的政府制度体系以最大化获取资本收益。
• 发展中国家只有维护资源和货币主权，才能在危机挑战中使用逆周期调节。
  • 没有货币主权时，危机爆发，外部资本会逃走（做空）。

新中国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49-1951）

革命红利 + 局部战争 –> 恶性通胀

• 政治上：三反五反

• 经济上：动用国有部门政府直接干预，战争拉动

引入外资->外债->财政赤字->降低财政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减少就业->经济危机->社会动乱

不支持线性社会发展论，只适合地中海周围的国家

危机情况：

• 物价恶性上涨：解放的大城市物价上涨几十倍。
• 财政严重赤字：军队开支超过财政总支出60%

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 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化大农场：新大陆因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充足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 莱茵模式的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农业资本化和生态化结合，农业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也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
• 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模式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的农户经济（日韩为代表）：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维持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三农的稳定。

危机根源于增发无储备货币和物价失控：

• 1948年底，KMD政权将所有黄金、银元等资产转移到台湾，中央政府只能发行无储备货币。
• 物价失控：1949年7月城市兴起投机，米价棉纱等产品轮番涨价。

政府化解危机：

• 直接对资本集中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无偿占有一切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的资本，最低成本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有资本与国家管控的制度体系。
• 政府直接出手对物资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超大规模统筹和动员，通过大量增发主权货币在农村收购物资，使政府掌控的物资与货币量大致相当，才能直接与城市投机商的硬通货对决。

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诉求：耕者有其田。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

土改的作用：中国20世纪土地制度回嵌于社会政治的客观经验

• 上半个世纪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客观作用在于财产关系稳定的小农村社制是城市危机的载体。
• 通过战争实现均田，但是没有免赋

东亚的土地均分制度使人口占比最多的是小农。西方模式的南亚拉美土改未见成功。

新政权以革命手段推进土改，造成基本财产关系的制度变迁，解决了民国延续下来主要发生在城市的高通胀危机，经验有四点：

• 依靠脱离现代化回归传统农村多元化的实体经济，满足了城市生活需求
• 继续强化动员农村参加土改的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从乡土社会筹集到足够的实体产品运往城市，成功抑制了私商把控物资的投机行为，国家资本借助革命动员打赢私人资本
• 国家借此把宏观调控必须的财政金融体系建立于实物经济的基础上，成为国家构建基本经济制度的最初依据。
• 国家采取直接成本最低的军事手段和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强行取缔城市私人资本投机，有效抑制了一般私人企业按照经济理性做顺周期，造成对经济危机的恶化作用。

新中国的第二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52-1960）

再依附：外资依赖性工业化的代价

几个核心概念：

• 发展：资源资本化并取得资本化的增值收益（资源转化为资本）
  • 资源：历史资源、政治资源、环境资源、文化资源……………………
• 制度：基于一定资源禀赋而形成的，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的要素组织结构以及成本、收益的分配方式
  • 制度变迁：制度成本谁来承担，制度收益谁来收取
• 资本原始积累
  • 任何工业化都难以逾越的阶段
  • 由政府或其他注意来完成，是一个派生问题
• 政府公司主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 晚进工业化国家加快原始积累的一种必由制度安排。（为了尽快发展而产生的主义）
  • 日本、中国等

背景和问题

• 战后双寡头地缘政治重构派生两个雁阵式重工产业转移：
  • USA完成了对西欧日韩的控制（马歇尔计划）
    • 朝鲜战争导致日本得到美国约150亿美元投资再实现工业化
    • 中国得到苏联约50亿美元投资用于国家工业化
  • USSR完成对东欧的控制，但受阻于中国维护原住民暴力革命夺取的国家主权
    • 中国土改利于新政权战胜最初的危机但不利于工业化：分散小农户经济70%在山区不可能使用工业化产品；资本不断增密的重工业无法提取原始积累

集体化与二元体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

• 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也无论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绕过从农民那里提取剩余的资本原始积累来完成工业化。
• 为了降低统购统销的制度成本，国家在1953年建立了农村合作社制度，允许农民占有地租收益。
• 按工业部门要求，1956年建立集体化制度，剥夺了农民地权，以便政府通过长期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垄断占用农业剩余来完成工业化。

怎么评价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

• 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收益：奠定中国高速度增长的基础
  • 宏观收益：基于农村集体化制度，国家得以通过政府公司主义缩短工业化原始积累
  • 微观收益：基于国家对于资源的直接控制和集体化能够大量动员过剩劳动力，中国得以在1950-1970年代以所谓农业的集体化制度的最低土地成本，建设了大陆性国家最大规模的配套的水利系统。
• 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在农业产出品价格既定条件下，但用于农业的机械和化学产品投入增加导致成本上升，集体化各级生产单位严重亏损

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特征

• 内生性危机
  • 1950年代是原始积累起步时期，在资本极度稀缺的压力下引入苏联设备造成1960年代出现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导致投资不足，就业仅为失业的二分之一
  • 1957年苏联停止对华战略性援助改为贸易项下，此前所有投资转为中央政府对外负债，造成中央财政投资维持苏式重工业严重赤字，与此同时试图调动地方政府开支工业化建设（两个积极性），是为大跃进。
  • 1958-1960中国靠自身努力维持苏式重工业化失败，财政几乎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城里不能就业的年轻人被动员上山下乡
• 外生性因素：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经验归纳
  • 任何资本投资国都试图运用其建制权直接控制，或以债权来渗透后发国家的政府制度体系以最大化获取资本收益，受援国家任何政治家试图维护主权的努力，都会引发内部受惠集团的复杂矛盾
  • 任何跟进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面对资本稀缺都势所必然采取亲资本（无论左右翼），只有在进入资本过剩阶段之后才能转向亲民生。

中国的主要制度经验：

• 中国能够长期保持没有成规模的饥饿记录，是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能够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国家。
  • 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负外部性加于乡土中国
  • 传统农业有了稳定乡土中国的正外部性：我们其实是在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无条件实现并基本放弃了农业现代化制度。
  • 中国新世纪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形成第二资产池，缓解三农困境：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和1990年代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的大规模净流出。

新中国的第三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62-1970）

主题：去依附的代价：地缘环境紧张与三线建设

背景与问题

1960年代世界动荡，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劣化

现象：

1. 战后和平环境人口大幅增长，1960年后人均GDP下降快，产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常态化
2. 霸权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和颠覆转嫁国内矛盾
   • 西方产业资本遭遇社会成本加快上涨的压力，开始对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国内失业率提升
   • 城市武装斗争和游击队运动在西方大城市爆发，美国是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等
3. 中国对美苏去依附，加入不结盟运动，导致中国地缘关系紧张
4. 为了保护初步形成结构和规模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中国开始向内地大规模转移沿海制造业，投资三线建设，造成倍加的制度成本
5. 资本极度稀缺的压力下，中国动员工农群众，实现劳动代替资本

危机前的主要矛盾

• 苏式军重工业为主的产业资本的维护成本过高，没有外资条件下必须做回嵌本土的制度改造
• 再依附成本1968年第二次爆发

一般规律

• 地缘关系的紧张压力下，1963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三五计划被三线建设取代
• 1966年宣布中国没有外债，但是偿付外债+三线建设都使得财政负担过重，1967年，财政投资能力下跌到-30%
• 1968年再次动员城市青年下乡。

新中国的第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69-1975）

主题：中美苏三大角调整与第二次外资的代价

背景：西方产业转移与中美苏战略调整

• 西方产业资本输出与经济结构升级
  • 西方国家二战后全面完成再工业化，持续发生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加剧，在1970s通过向外输出制造业得到海外产业投资收益而缓解；社会转型渡过痛期，开始进入中产阶级化。
  • 日本对东亚做雁阵式产业转移，形成加工贸易、劳动密集、轻型产业的四小龙和四小虎
  • 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地位。
• 中美苏三角关系再次发生二战后的重大变化
  • 美国：深陷中苏共同支持的东南亚战争，又遭受到国内民权与反战结合的运动压力，迫切需要战略调整。
  • 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边境发生冲突。
  • 中国：领导人在遭受核威胁的压力下，研判国际形势，认为核大战不会打，应该及时转向经济建设

中美战略接近：华沙会谈+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美国部分解除对华封锁+尼克松访华

中国1970s自主吸收外资与东亚加工贸易模式不同

• 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调整在1989年苏联阵营解体之前有20年的宏观效应
  • 美国认为与中国外交，客观上改善了美苏双寡头地缘战略竞争中美国的弱势地位，中美进入蜜月期
  • 美国和苏联都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得到了20年和平发展机遇期。
• 第二次利用外资：中国1950s形成的苏式重工业，客观上需要轻纺工业、化工等民生工业
• 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定从1972年引入西方43亿美元设备和技术的四三方案。
• 中国确立的外资策略是：消化吸收，主要对国内现有工业结构进行内部改造，没有FDI直接投资。

新中国的第五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78-1980）

主题：外债与赤字引发的经济改革

在此期间完成：工业化初期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

此后都是：产业资本原始扩张

背景：中国向后毛时代转转变之际的国际国内形势

• 国际环境：中国得到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 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世界各类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
  • 中国放弃对日本侵略战争提出赔偿，日本1979年开始对华援助官方低息贷款，中日友好成为两国各界认同的趋势，东北亚局势明显缓和。
  • 中越爆发边境战争，越南撤出柬埔寨，东南亚局势趋于稳定。
  • 地缘政治冲突远离中国（南亚、中东、非洲、拉美）
• 国内变化：中国处于后毛时代的政治转型期
  • 1976年华国锋接任党政军领导人，1978年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资深政治家群体协商决策替代领袖集中决策。这个现象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
  • 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反正取代“阶级斗争为纲”。
  • 中国把应对经济危机时政治家群体协商决定的“财政甩包袱” + “放权让利”，统称为改革。

危机成因：中国政治过渡期利用外资过量形成外债和赤字

国家资本危机的成本转嫁常态化引发社会不满：

• 每年数十上百万无业青年下乡成为常态化的政策
• 社会不满逐渐积聚，不断演化为街头政治

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起步

第二次土改：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内外因素与制度成本

• 外因：中央财政严重赤字条件下，领导人提出甩包袱政策，大包干是”农民自己包肚子“，财政支农占比降到不足3%，农村公共品全部压在土地上。
• 内因：农村长期存在劳动承包制，以及按人均分到户的自留地等

农村改革的制度成本：

• 传统农户经济恢复的代价是：集体经济解体，大约四分之一的集体资产损毁。
• 国家支农工业随着集体化而破产，大约两千多家农机厂和拖拉机厂倒闭

农村改革制度收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缓解外债压力、拉动内需

乡镇企业兴起的内外部因素：

• 中央政府对外负债，需要更多创汇企业提供外汇，于1979年赤字明显上升之际开始向出口较多的江浙一带集体企业提供资金等资源。
• 宏观政策改变促进了最大的生产力解放：土体到户之后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地化的非农就业到1980年代末增加到九千万。

农村工业化的制度收益：

• 农村改革中农民自主工业化的结构调整，带动农民收入增加，拉动内需，也带动了城镇化及其基本建设的需求，这些都符合国家引入西方设备调整工业结构的需求，为1980s初期的危机局面得以缓解起到重要作用。

应对经济危机的城市政策

• 政府直接出手做多的宏观政策：
  • 增发货币：国家增发超过市场商品可供量的400亿货币。
  • 增发国债：财政赤字对应增发国债，第一次发行了40亿的国债。

新中国的第六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85-1989）

主题：再依附：西方外资依赖型结构调整的制度成本

背景与问题

中西关系蜜月期以及四小龙产业移出对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及其内在矛盾

国际背景：

• 美国1980s年代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阶段：以美元为主的金融全球化去收割纳入美元体系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收益。
• 中国与西方和解之后大约10年的蜜月期：各工业化国家因生产过剩争相进入中国的设备市场，使得中国传统的偏军重工业的结构得以全面调整，但是制度成本很高。

国内变化：

• 1980-1982年全国推进家庭承包制，缓解经济危机，也造成一定的制度成本
  • 一方面廉价劳动力大量离开农业，为沿海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贸易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扩大了农村企业对城市设备制造业的市场、带动城市就业，城市产业资本由此缓解。
  • 兼业化小农不利于国家工业化继续提取农业剩余，遂有全国大部分农机厂倒闭，同期政府涉农单位，因无法与分散小农户经济做交易而解体。

体制矛盾

危机爆发

总结

新中国的第七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91-1995)

主题：跳出中国崩溃论的艰难转轨

背景

如何度过短期但深化的危机

危机及应对政策评价

新中国的第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97-2001）

主题

主题：东亚金融风暴引发的中国“生产过剩”与中国应对危机的二元选择

背景分析

新中国的第九次周期性经济危机（2007-2010）

主题：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与中国的逆周期调节

宏观背景

美国增发货币扩张资本市场流动性，同时向能源和粮食转嫁通胀

危机与应对：中国被动接受输入型危机

外资市场化与国家垄断化同步发展

• 中国主流在推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同时加快国内经济的金融化
  • 外资控制出口：外资为主的出口使得沿海经济从一般贸易转型为加工贸易
  • 加快经济货币化：外资管控条件下外资流入造成人民币对冲增发，导致M2对GDP比重迅速上升，大量流动性资本进入投机领域，民间集资炒作引发社会冲突
• 国有部门在10年考基本建设投资拉动GDP的过程中已经占主要成分
  • 大有国有企业：让出竞争性领域，维持在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垄断地位
  • 国有银行改革：国家对金融业完成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国有银行坏帐剥离的同时法人权上收至中央，完成股份制改革相继上市，国家占资本金80%以上，能够以绝对控股地位实行党组制度，尚可执行中央政府逆周期调节的责任。

政府逆周期调节：

• 西方大危机爆发前，2005-2010年中国十一五规划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 国家一万亿投资基本建设实现五通

遗留问题：

• 农村基本建设占用稀缺资源多，引发社会冲突
• 投资周期长，没有短期回报、大量占压银行资金，促使央行增发货币补充流动性
• 私人资本无利可图不可能介入，以国有企业投资为主带动国有资本增加，对私人资本形成挤出效应。

新中国的第十次经济危机（2013-2018）

前提

为什么不提周期性？

金融资本危机不存在周期性。

中美在客观上已经成为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

1. 实质的共性在于：只有强势政府才能把财政增发债务与央行增发货币密切配合，吸纳海外投资，这是造成全球信用虚拟化扩展的竞劣机制
2. 实质的差别在于：美国两党都试图向实体产业回调，中国是中央试图向生态文明转型

中国第十次危机以及应对政策摘要：

1. 投资拉动失灵：在全球危机外需低迷压力下，被前两次危机时期政府逆周期政策推进国内基本建设投资所延缓的生产过剩危机再度爆发，中国GDP增速下跌1/3
2. 政府顺周期调节：政策主流仍然认同市场化和全球化，全球危机深化在2013年被理解为新常态，应对政策改为顺周期做空，加剧资金析出 脱实向虚，造成包括金融在内的三大资本过剩
3. 金融资本异化：外汇储备先增后减，央行增发货币中的对冲增发占3/4，实体经济不可能吸纳的过剩流动性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性领域形成巨大泡沫，主流坚持金融开放试图借低价外资支撑股市，实际上既绑架社会资本，也使得富豪借道海外投资流出
4. 中央提出战略转型：绿色发展理念上升，一方面推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结合，加上区域整合和乡村振兴结合，化解生产过剩危机，另一方面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相结合化解资源环境与社会危机

中国金融资本崛起以及参加全球竞争

全球金融资本都在扩张，当时投入方向不同的主要内因 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方式：

• 美国是私人银行家组成美联储确定货币发行和金融政策
• 中国是中央政府赋权形成主权货币由国有银行为主运营国家信用

中国艰难地向生态文明转型

另一个方向逆周期做多：一带一路 + 扶贫攻坚 +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 主流的一带一路体现向陆权战略转变：

  1. 通过陆路建设与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带动资源和能源开发
  2. 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向低度发展国家转移适用产业与适用技术，带动劳动力资源富裕国家的就业可持续发展
  3. 通过文化交流促进融合、化解冲突

• 非主流的生态文明之下的消除贫困与乡村振兴

  1. 国情约束与安全压力趋紧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传统战略都在大幅度调整，外部冲突遏止产业扩张+ 内部中产阶级崛起挑战两端

百年工业化历史形成的多种利益集团大部分不能跟进，各种结构性矛盾都在暴露，遂有加强党治的对策。